武汉科技大学是几本 武汉科技大学认可度
1.
12月20日，日本餐饮连锁巨头SKYLARK宣布将员工退休年龄再上调，如果自愿可工作到75岁，将于2019年1月1日正式推行。该公司在日本拥有3200多家店铺，65—70岁的员工人数已超过1000人，很多店员表示70岁后仍想工作，该公司遂将退休年龄再上调5岁。
日本的平均预期寿命已在世界范围内多次蝉联第一，而根据日本总务省9月发布的数据，该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3557万，约占总人口的28%。7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618万，约占总人口20.6%，属于深度老龄化社会。日本政府正在酝酿向国会提交延迟退休年龄的相关法案。
最近的另一则新闻是，12月24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报告中提到，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由2010年的74.8岁提高到2017年的76.7岁。早在2015年人社部部长就已经提出关于延迟退休的改革计划，并且说有望在2017年推出并将于2020年推行，却迟迟没有下文。
延迟退休在发达国家并不算新鲜事。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开始施行延迟退休，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资料，30个国家已经决定提高退休年龄，其中包括加拿大、比利时、西班牙、德国等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酝酿该计划。2018年6月有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无人养老的韩国中产：70岁那年，我还在拼命工作》引发大家共鸣，8月，澎湃新闻刊登的专栏文章《无人赡养：社会转型中失落的一代韩国老人》在评论区引发“混战”。而本文开篇的这则新闻《日本餐饮连锁巨头SKYLARK宣布将退休年龄再上调，员工可自愿工作到75岁》最近也引发热烈讨论。这些新闻其实并不新鲜，但放在当下的中国处境，可以引发人们很多联想。
即便是在中国，养老问题在近些年里已经有过激烈的讨论。2018年关于社保的最大新闻莫过于从2019年元旦开始社保与财政合并，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这引发了许多地方政府积极追缴企业以前没按规定交的社保费这一风潮。
发达国家的养老金模式是“Pay-As-You-Go”（账单到期即付），意思是将目前的税收用于支付目前的养老金，不多也不少。然而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是当潜在劳动力数量比退休的人少，也就意味着税收会紧缩，“到期即付”的模式后续无力。而中国面对的情境比发达国家更为严峻。
《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中信出版社
2.
老龄化、养老、社保问题，已经讨论了20多年了，而今年这一波明显别具风味，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小趋势”。
我们在2018年看到了民间和官方各种不着调的关于养老问题的讨论，比如2018年6月，宜春市一老年大学学员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建议：鼓励市民主动申请放弃领取养老金。这条建议被官方驳回。大约同时，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世界经济论坛专家指出，到2050年前世界养老金储蓄的总赤字将达到天文数字400万亿美元，这是全球经济总额的3倍；拯救已被破坏的经济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对老年人的国家义务。这篇文章在世界各大媒体被冠以《世界经济论坛专家：长寿者正在破坏世界经济》的标题广为流传。
2018年6月28日，首届国际人力资源峰会在杭州召开，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研院副院长莫荣提出：随着退休人员的增多，降低退休养老金是必然趋势。而最近的一个讨论是武汉科技大学金融政策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提出的“中国延迟退休改革的最佳方案，首先是将男女法定退休年龄统一为60岁”作为未来五年中国养老金制度十大改革之一。
7月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休闲绿皮书：2017—2018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建议：在我国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可实行每天工作9小时，每周工作4天的四天（36小时）工作制，实现每周“做四休三”。
这些新闻热点和关于长寿问题的讨论引人深思的地方并不在于这些问题对当下中国人来说是多么迫切了，而是，这些讨论原本应该是早就开始并且到如今已经有很成熟的方案了的，然而现在专家们才对延迟退休、生育率下降、社保亏空、劳动力不足等问题进行讨论并且引发围观，似乎显得太过时了，因为当下中国需要的其实是更深层次和视野更宏大的讨论。
可以简单地看看几个数据。
截至2017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41亿，占总人口的17.3%，属于深度老龄化社会，即将迈入超老龄化（预计在2025年实现）。也就是说，每6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老人。预计到2050年前后，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87亿的峰值，占总人口的34.9%。
那么，中国是什么时候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呢？是在我们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哇！这就是老龄化社会！”的1999年，而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则在90年代初便已经进入区域性的老龄化社会。
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一个世纪，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加快，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生育率并未追上老龄化速度，这在未来会造成劳动市场的空洞。到2023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每年都会减少1000万以上，也就是说退休人口与劳动力人口数量之差会越来越大。
而根据最新的2018年的中国出生人口数据，在开放“二孩政策”三年之后，中国的新出生人口并未如预期一般出现增长，反而比上一年新生人口减少300多万（2017年新生人口是1723万，2018年则只有1378万）。从年初辽宁省发布的人口报告以及推出所谓的“催生”政策，到各省相继酝酿推出鼓励生育政策和调整养老金方案，到最近的浙江省政协建议“及早出台二孩家庭生育相关补贴减税免费制度”，我们其实可以发现，社会在政策上的反应速度其实比社会的实际发展滞后了好几拍。
也就是说，现在谈论长寿问题，不是浅尝辄止地热议一下“如何应对老龄化”这种显而易见的问题，——这是20年前就应该开始讨论的题目了——而是探讨长寿为题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一连串的更重大的变革。
清华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老龄社会研究中心理事长杨斌在讨论关于长寿问题的新书《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时说：“坊间对于百岁人生的全局性影响的忽略与漠视，相较而言，则让玉明和我都颇有难以理解的惊讶和失望。”
3.
中国每年都有大量关于养老问题的著作出版，近一年很有影响力的几本书：《老后破产》和《当世界又老又穷》是以新闻传媒的视角和纪实手法呈现的老龄化时代的生存困境，《下游老人》则是日本年轻的社会学者对社保问题的考察；还有一本《百岁人生》尽管也是谈论养老问题，却并未局限于人口学或社会学角度，而是将“长寿时代”看作一种已经到来的趋势，这一趋势将带来整个社会的剧烈变革。
《百岁人生》的考察方式就像用一架高分辨率显微镜探索一小片组织，进而给出关于这个器官的完整分析。两位作者琳达·格拉顿和安德鲁·斯科特是伦敦商学院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引用了大量人口学、统计学和社会学的一手资料，还受邀在全球各地的政府和跨国企业进行管理学培训，这本书就是来自他们为MBA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并且两位作者在书中添加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这本书没有按照常规的方式探讨世界范围内的“养老”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而是用更加超脱的视野，直接将“长寿”当作一个前设，所有的章节都是围绕“21世纪初出生的人有一半的概率活到100岁，这在发达国家已成为事实，发展中国家也正迎面赶上”这个前提展开的，进而讲述“长寿时代”将如何改变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领域。
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可以达到100岁，就像70年前也没有能想到人类的平均寿命竟然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从37岁左右提升到了70岁，而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在2018年底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84.2岁，其中女性更是达到87.1岁。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平均预期寿命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在35岁以下，因为婴儿死亡率和人类无法应付的传染病，这两大顽疾都是在20世纪上半叶才去的突破性进展的。而目前的生物基因重组技术和医疗教育水平的提升，正在实现将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从70岁提升至100岁。
这是一个意想不到却又在意料之中的小趋势，它提醒我们“长寿”“养老”“社保”“老龄化”等问题都不是简单的社会学问题，而是事关整个社会变革的一个隐秘的趋势，上至政府和企业，下至个人和家庭，都会在这场变革中经历意想不到的惊喜。
（4）
长寿时代首先摧毁的是我们过去的人生模式。我们的人生至今仍然是按照“学习—工作—退休”三阶段一成不变，我们接受20年的教育，为的是接下来40年的工作顺利；我们辛苦工作40年，为的是最后20年安心养老，然而在一个预期寿命有望达到100岁的长寿时代，不仅我们年轻时所受的教育不足以支撑很可能延长到60年的工作生涯，而工作生涯积攒的财富也不足以应付晚年所需，无论是对个人财务还是政府财政而言都是如此。因此，当我们谈论长寿这个小趋势的时候，我们谈论的不是我们如何才能活得更久，而是我们如何才能更有质量地活得更久，这就需要把人生变成“多阶段”模式。
多阶段模式中一个重要的变革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生承诺都会被推迟，这显然是与长寿时代这个小趋势紧密相关的。过去我们在18—30岁必须做出的关于人生中最重要的承诺，比如应该上什么大学、和谁恋爱、什么时候结婚、要几个孩子、找什么工作、在哪里买房、到底要不要离婚，等等，你能想象这些人生中最纠结、最重要的决定竟然都是发生在一个人18—30岁之间吗！也难怪很多过了30岁之后的人，都变得消沉抑郁了。而长寿小趋势告诉你，18—30岁会是一段全新的探索和选择期，在此期间应该推迟人生承诺，去探索自己到底想要想要的生活。
长寿时代会强化一个已经普及的常识，就是在现代社会，无形资产比有形资产更加重要。无形资产是《百岁人生》详细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包括我们都能意识到却从未刻意去经营的重要资产（至少是没有拿出像经营房子、汽车、金钱这些有形资产时的热情去经营），比如家庭、爱情、信誉、健康、创意、社交网络、知识更新能力等，这些不仅是帮助我们度过充满挑战的百岁人生的必备资产，更是我们在人工智能和新时代的诸多挑战中不被替代的独特技能。
这个小趋势也隐含着危险的成分，比如长寿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富者越富”的局面自然会影响到“长寿者越发长寿”，而那些并不拥有优质的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公共资源的弱势群体要么成为与长寿无缘的一群人，要么成为忍受“劣质长寿”的诅咒的人。这对于个人和集体而言，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保问题。
因此，这本书可以成为生涯规划、人力资源、企业管理、个体创业、政府决策等诸多领域参考的读物。“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关心时代趋势和创业机会，他很早就说：“如果能活到100岁，你该怎样规划自己的人生？作者通过对未来的六大预言，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而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作为见证九十年代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企业家，他从这本书中得到的启发是：“《百岁人生》这本书做了一切的解答。当意识到我们能有一个百岁人生的时候，就应该立刻想到：我们的日子必将面临着多种不确定性。这样的百岁人生是好玩的，是可遇不可求的，也因此可以断定，《百岁人生》是企业家们应该读的一本书。”
央视财经频道“第一时间”推介这本书时说道：“长寿时代，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养老金缺口、延迟退休、劳动力短缺这些明显的社会热点，还有更深层次的产业变革、城市变革、家庭结构变革，伦敦商学院教授前瞻性作品《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为蔓延全球的养老问题提出应对之策。”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白重恩在最近关于中国经济如何破局的演讲中提到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增速会持续放缓，而解决之道除了减税、促消费、国企改革等常规举措之外，他特别强调“养老保险改革是关键”，原因在于全世界的稳定的资本市场投资者往往是长期投资者，而养老保险的投资则是其中一股重要力量。如果要让中国企业恢复活力，企业负担中社会保障的缴费最大的一块就是养老保险费用，若能通过改善资本市场来承担这一部分投资，企业的负担将会大大减轻。他还提出了将部分国有资产划拨给社保基金并让社保基金参与国企治理的建议。
事实上，2018年3月证监会刚刚开放养老目标证券投资基金试点，短短9个月内便有26只养老目标基金获批，成立9只，合计规模近30亿元，作为将来更大范围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起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从中看到的是长寿时代为基金行业带来的新挑战，并且称2018年是养老目标基金的元年，这一领域的开放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新机遇。
华大基因CEO尹烨显然更关注长寿时代带来的产业变革，就像30年前高科技行业取代过去以能源为核心的产业模式引领整个世界的经济潮流一样，接下来碳替代和生物技术行业会成为全新的焦点产业，而其他产业都会围绕这个产业来运转。尹烨说：“科技的进步会让人类实现‘永生’，但如何避免精准医学因为信息和财富的不平等而变成精英医学，可能只有让其成为可以普惠的大众医学。如果你也在思考百岁人生带来的问题，不妨读一下这本书，相信会大有启发。”